9月1日起，植入耗材必須記入患者病例，嚴禁使用量與醫生收入掛鉤！

 

 

　　據《北京日報》8月1日報道，9月1日起，北京市各級醫療機構將動態監測醫用耗材，并且在患者病歷中必須記錄植介入類醫用耗材的相關信息。

 

　　北京市衛健委要求，北京市各級醫療機構要將植入類醫用耗材使用納入術前討論，包括擬使用醫用耗材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經濟性等。同時，要求醫護人員在使用植介入類醫用耗材前，要核對有關產品信息，嚴格按照相關診療規范使用，并同時在病歷中記錄植介入類醫用耗材的相關信息。

 

　　對醫用耗材用量動態監測，開展醫用耗材質量評價，進行醫用耗材雙向追溯管理。對超常規使用的醫用耗材進行分析和及時整改，并將分析結果和整改措施及時反饋相關臨床科室。

 

　　一旦發現耗材使用量與醫生收入掛鉤，立即責成醫療機構限期整改，一經發現違法違規行為，依法嚴肅查處或移送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北京市衛健委此次要求：推行“臨床科室不得自行采購”、“耗材用量不得與收入掛鉤”、“醫用耗材用量實行動態監測”、“植入耗材記入患者病歷”等措施，不僅將極大削弱醫生出于自身利益而在患者身上過度使用耗材的動力，而且術前和術后的兩次“透明化”程序，無疑是要開啟院內植介入耗材的最嚴監管！

 

　　不僅如此，對于供貨企業北京市還要開啟最嚴審核。

 

 

 

　　值介入類醫用耗材的回扣問題，一直是醫療腐敗的重災區。

 

　　在2018年的高值醫用耗材市場規模中，血管介入和骨科植入的市場規模最大，分別為389億元和262億元。

 

　　而不完全統計，全國能做心內科介入手術的醫生只有4000個，能做骨科精密手術的醫生只有5000個，而能做泌尿外科與腔鏡的醫生，全國不超過3000個。資源的稀缺使得他們對耗材的使用具有極強話語權，這也使得他們成為被精準行賄、回扣營銷的目標。

 

　　著名心臟病專家、國內最早引進心臟支架的倡導人胡大一曾公開指出，我國的濫用心臟支架問題已相當嚴重，“從臨床上看，12%的患者被過度治療了，38%的支架屬于可放可不放”。

 

　　而在7月初，深陷被博士生舉報亂裝支架吃億元回扣風波，從醫33年的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內科原主任、心血管內科原主任楊向軍，被蘇州市紀委市監委通報已雙開。

 

　　通報表示其收受巨額財物、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措辭嚴厲十分嚴厲。而且從從落馬到被雙開，楊向軍只用了19天，這在以往被查的落馬醫院主任中很少見。可見在醫療耗材領域的反腐整治力度在不斷加大！

 

 

　　就在8月1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副局長李滔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介紹近日國辦印發的《治理高值醫用耗材改革方案》。對于防止高值醫用耗材對于高值耗材的濫用，李滔表示，嚴控不合理使用，建立黑名單制度。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負責人焦雅輝在會上表示，為配合國家醫保局對于濫用高值耗材黑名單制度的建立，國家衛健委今年把高值醫用耗材的專項整治納入到了全國藥械購銷糾風的重點工作范圍，加大不合理應用行為的治理。

 

　　并且要從從國家到省、市，通過質控也對每一項重點的醫療技術和醫療行為加強規范性的監控，包括使用到高值醫用耗材的心血管介入、骨科，這都是應用高值耗材比較多的領域，加大質控力度。

 

　　焦雅輝還強調，要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通過綜合的措施來從根本上解決高值醫用耗材合理應用的問題。

 

　　目前高值耗材的治理，除了通過集中采購、直接向供應商砍價、縮減供應商渠道等方法來降低耗材采購價格。院內使用監管、嚴格控費也是重要措施，不過早前的控費措施并未在根本上起到重要作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未調動醫生科室的積極性。

 

　　就在今年國家醫保局正式明確30個城市要試點DRG，而這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倒逼大批公立醫院降成本，控制耗材成本、流通成本。

 

　　DRG試點的重點在于通過打包收費的形式，將藥品和耗材內化成醫院的運營成本，最終實現收付費的閉環。如此一來，在新的醫保付費機制的激勵和約束下，醫院自然會產生主動降低藥品耗材采購價格、控制醫療成本的動力。改革也將打破藥品耗材供應中的藥械企業、藥械代理商、醫院、患者之間的平衡，將有可能重塑整個藥品耗材供應鏈。

 

　　2017年，時任《全國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收付費規范》研究組組長張振忠自一次論壇上就直言，2015年我國醫生總數只有280萬人，而醫療領域的經銷商就有300萬人，“DRG要革的是這些經銷商的命。”

 

　　無論是植介入類醫用耗材必須納入病例、還是DRG試點倒閉降成本，2019年院內高值耗材的治理和監管，從國家到省市無疑是要打出一套組合拳！